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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导演黄惠侦,讲述了一个同志家庭的故事

2017-03-08 来源:网络整理 浏览:加载   发表评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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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同志会所网03月08日整理 《日常对话》是导演黄惠侦与女同志妈妈的家庭故事,完整揭露黄惠侦从青年开始的生命经验,记录了整整 18 年,这是她的首部纪录长片。

黄惠侦与母亲过去一直处于情感疏离的情况,不擅沟通的母亲不愿意说出过往发生的不幸,也不愿谈论女同志的身份,两人之间产生隔阂。为了更了解、更接近母亲,黄惠侦拿起摄影机记录了她们多年以来日常中的对话,慢慢地发掘母亲的过往以及坦诚彼此最真实的情感。

而这部影片上映之后,更因为“同志家庭”的故事背景而备受注目,尤其不少人会藉此探讨婚姻平权,但对黄惠侦来说,这并非她预期的结果,更像是难以言说的巧合。

2012 年,黄惠侦生了孩子,对母女关系有了新的认识,她想重新企划手上这个拍摄了十几年的纪录片。当时,台湾社会也开始有些改变,有关婚姻平权的声音逐渐浮上台面。一个名为“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”的组织正准备发动连署,将民间发起的婚姻平权法案送进立法院。

但黄惠侦不知道的是,四年后这部纪录片会在各大电影节中大放异彩,不只入围 2016 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,更成功拿下 2017 年柏林电影节泰迪熊奖(Teddy Award),这奖项是柏林电影节专门为 LGBT 主题所设置的。当然她也没能想到,时间竟如此凑巧,2016 年纪录片完成的时候,婚姻平权法案在台湾也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进展。

在颁奖典礼上,黄惠侦说了 ”这个奖是属于台湾所有为了婚姻平权努力的朋友们最好的礼物”。

黄惠侦的母亲是一名女同志,出生在一个民风保守并且坚持 “男大当婚、女大当嫁” 传统的年代。根据片中透露,早年母亲因为与女友分手,最终顺应家中的安排嫁给一名男子,没想到这位男子却嗜赌、酗酒成性,黄惠侦的母亲不时遭到家暴,甚至连黄惠侦也曾遭到父亲的性骚扰。

在黄惠侦六岁的时候,母亲带着她与妹妹逃离父亲,此后母女三人以 “牵亡” (一种台湾民俗仪式,在丧葬仪式中由灵媒以诵经、歌舞等方式为亡魂启行)的工作努力生存,这样的经历使得黄惠侦过着一个并“不正常”的生活,而黄惠侦的母亲从未对黄惠侦谈过往的不幸所造成的阴影,或是女同志身份,尽管她不时还是会带女友回家。

在之后的很多年里,黄惠侦承受着贫穷与歧视,“当时我 20 岁,其实有很多怨气,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是同志,外面的人要一直这样讲她,这带给我压力,然后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么底层,为什么我不能去上学? ” 黄惠侦接受《好奇心日报》访问时回忆起当初动念拿起摄影机,那个心中满是质疑的时刻。

黄惠侦并不是影像教育本科的纪录片导演。1998 年,台湾导演杨力州正在拍摄以牵亡为主题的纪录片,找上了黄惠侦的家庭,这是她第一次认识到所谓的纪录片。90 年代,市面上开始有了 DV ,使得拍片的成本比过往降低了许多,黄惠侦也去买了台 DV,她打算把心中的疑问,透过影像来解决。

在完成《日常对话》之前,黄惠侦先是透过短片,对准那些与她同样遭受歧视与标签的外籍劳工们,以镜头纪录他们在台湾的劳动情况与生活困境,她开始理解”影像”是如何得以成为一个更强而有力的工具。

2006 年,她完成了纪录短片《八东病房》,展示了在医院里,那些需要长期照护的人们以及外籍看护。2009 年,《乌将要回家》纪录一名外籍劳工的生活,这让她获得了《劳工金像奖》。

”我觉得做纪录片绝对不是开机、关机,打开电脑剪接而已,你得对人、对社会有深厚的认识,如果没有那样的认识,要如何讲出一个真正有什么的东西” 。黄惠侦在新北市芦荻社区大学学习,期间她遇上各个领域的人,包含社会学、心理学等专业,这些人积极参与社会运动,也对她产生影响。

2008 年,黄惠侦在街头参与“三莺部落”反政府迫迁活动,遇上了同样关心此议题的侯孝贤,这也为《日常对话》开启了不一样的路。

侯孝贤好奇这位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女生,平时都是靠什么过活的,于是黄惠侦说明自己平时是在 NGO 组织工作,其余时间就是拍摄纪录片,但碍于单干户的身份,使得她在不同单位中难以取得信任,申请资金遇上困难。

“你们怎么这么客气,没有拿我的名字去要钱” 就这么一句话,侯孝贤让黄惠侦以他的电影公司“三三电影制作有限公司”去申请补助,并且成了《日常对话》的监制。

《日常对话》最终从四个单位获得了补助,其中包含日本的 NHK 电视台 ,以及釜山影展。

尽管如此,制作期间侯孝贤并没有对纪录片做出干涉,但黄惠侦还是定期向侯孝贤报告进度。回忆起侯孝贤的帮助,制作配乐的林强,以及给予剪接建议的雷震卿,黄惠侦受访时仍语带感激,正如同不久前,她在柏林电影节上得知自己的首部纪录片竟拿下泰迪熊奖一般,这一切都是没能预期。

事实上,《日常对话》并非黄惠侦首次将家庭故事搬上银幕,此前为了筹措资金她剪了一个 55 分钟的短版《我和我的 T 妈妈》,当时的剪接师是李念修。尽管两个版本的故事相同,但黄惠侦则坦言两者的节奏与使用素材不同,叙事手法上就有些差异。

侯孝贤看完《日常对话》曾跟黄惠侦提到,或许可以在长版与短版之间再取个平衡,甚至起了动念想剪个监制 2.0 版,但在他看了素材之后,就意识到这件事是件大工程。

一部拍了 18 年的电影究竟该如何呈现在有限的时间内,并强而有力地说出导演想传达的价值,这听起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《日常对话》的剪接师林婉玉接受《好奇心日报》访问时,说明剪接期有半年,前三个月都处于挣扎的阶段。这个挣扎来自于面对如此长久且深刻的生命片段,她必须掌握导演到底想传达什么,才能准确地传达导演的生命经验。“其实这个作品有个目的,就是希望能够把话语权给看似弱势的人,希望借由他们自己,讲出一个故事。我从来没有在这个位置上过,所以我就得不停思考,他们这个位置到底在想什么 ” 她说。

林婉玉也提到,在剪接上的一些问题,刚好遇上资深剪接师雷震卿适时地给予了不少建议,使得这部片得以顺利完成。

尽管《日常对话》讲述的是同志家庭里的故事,但若看过电影之后会发现,片中所提及的是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家庭问题。

这就不难说明,当《日常对话》在去年金马影展与今年柏林电影节上放映时,观众的反应更多都是围绕在这部电影,以及她与母亲的关系是否有所转变。某种程度来说,这让黄惠侦感到更加地欣慰。

对于人们谈论此片,时常以同志纪录片概论,黄惠侦直接表明心情“我一直很不喜欢这部片被冠上同志纪录片,因为我讲得远超过这个,可是如果让大家有一个比较不那么撕裂、片段、片面的方式来认识同志的样貌,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坏事”。

不过黄惠侦也承认,制作期间她观察到《日常对话》仿佛就像有生命一般,每个进程,都与台湾的婚姻平权法案的进展有许多巧合。2012 年,黄惠侦生了女儿,对母女问题有了新的答案,因而重新企划此片,同年婚姻平权法案开始发动连署。2014 年,黄惠侦引进制作团队拍摄,婚姻平权法案则进入了立法院的一读程序(意即通过第一阶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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